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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概论论文(优秀17篇)

时间: 作者: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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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概论论文

(一)教材与课程中存在问题。我国现在使用的教育心理学教材主要注重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实际服务,其二,偏重研究基础。我国过去的教育心理学课程大部分以面对教育实际为出发点,认为教育过程中的种种心理规律和现象都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教育心理学的教材通常是从基础知识、技能培养、思品教育、审美水平、个别差异等方面进行组织,这样,实际上教育心理学就失去了其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随着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并且传入我国学术界,我国的教育心理学家为充分体现其学科的心理学特性并突出本学科的科学特性,走向了学术的另一个极端,即重视在实验室里的研究,相对忽视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需要,使得我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与西方的“教育心理学”越来越接近。

(二)教学方式与评价的问题。教师在课堂进行讲演是我国在教育心理学教学中长期采用的方式。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中往往要涉及到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合作学习与探索、人本主义的学生中心等主题,但是在实际的课堂中,又常常是教师拼命说,学生拼命记的教学模式,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心理学的绝大部分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只是纸上谈兵,学生不能充分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核心知识,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对我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此外,教育心理学的学习评价一直采用笔试考试的形式进行,而考试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对基本概念和内容的考查。在此种教学方式下,考试前临时突击,考后全部忘掉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当今社会对大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去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充分发挥创新、创造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此种教学模式不仅对学生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没有提升作用,对高等院校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有极大的阻碍。

(一)优化课程结构体系。教育心理学是以学生学习特点、规律和条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心理发展与教育、一般学习心理、分类学习心理、学习理论与教学、教学心理与教师等方面的内容。“心理发展与教育”主要是阐述维果斯基、皮亚杰、柯尔伯斯等人关于心理发展的理论;“一般学习心理”涉及到学习的动机、学习的迁移、学生的生理机制等问题;“分类学习心理”会涉及到建构知识体系、学习的策略、解决问题的方式、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学习过程和促进以上方面的条件;“学习理论与教学”部分主要是关注基础理论知识,压缩旧理论的部分,突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教学心理与教师”主要涉及到教学的设计、个别差异、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教育。学习与教学心理在整体上前后呼应、相辅相成,在结构上,课程互为一体。

(二)重视实践操作。解决教育教学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进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质量的目标。所以,教育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问题解决、学习态度、知识学习、动机激发、态度与品德等内容。例如,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要能通过组织系列直观、概括的活动能将简单的知识有效地掌握,也要对知识如何整合、概念如何产生等重点问题重点关注,对高级知识、高层次的学习过程和自我调节的学习过程给予充分的关注,并放在一定的高度。在“动机激发”中,对如何运用已有的成功案例对动机进行合理有效的激发是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例如,根据成败归因论组织进行归因训练,根据自我效能的相关理论进行自我形象的提升。在“态度与品德”的学习过程中,要对品德结构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要对社会规范对个人品德内化的过程和相关的理论进行相关的说明。此外,以上各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有教育实际案例的支撑,编写相关的思考题、案例和讨论题目,引导学生进行多方面多形式的学习活动,通过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学生在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中真正具备实践的基础,对理论的理解有极大的帮助。

(三)更新教学内容。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方向为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知识自主建构中的作用,在强调“教材”的同时,也要成为“学材”。对于“学习心理”、“品德心理”和“心理发展与教育”三个方面进行有效加强。强调学生为学习的中心必须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研究学生心理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对以皮亚杰等为代表的心理发展理论和教育的深层含义做充分的说明和阐释。同时,需要全面了解学习的实质、过程和条件,从而能有效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育心理方面,要对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且要介绍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之下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在个别差异的部分,需要主要介绍多元智能理论以及它在教育过程中的应用,同时,学习方式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要有所涉及。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深入理解“学生”和“学习”,从而对不同的学习领域学习过程和教学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才能达到不一样的水平。

(四)对教学方式和评价手段的改革。将课堂讲授与师生讨论相结合。涉及到一些教育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时,一般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授,可以在教师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加入到课堂中来,通过学生对教师讲授内容的质疑和讨论,促进学生的理解。课堂的教授应该倾向于精讲,对有关主题的内涵和逻辑的联系要有重点地突出,从而保证教学的质量。

(五)小组合作探讨与学习。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鼓励学生主动去探究知识并且运用知识,例如,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形成、社会规范的内化等问题的探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探讨知识,能够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结果的理解,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从而进一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体要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独立的探讨,进而对相关问题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之后学生之间可自由结组进行讨论,每人就相关主题的看法的观点进行交流,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合作精神进行合理的培养。教师的最后总结和概括,保证相关主体理解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从而保证教学的效率。

教育心理学是高校教育类课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探索其课程和教学的改革,为其他课程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与借鉴。要重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力军作用,也需要师生的配合、任课教师的整体综合协调,从而促进教育心理学的课程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城市化论文

(一)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水平低。

重庆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既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又有特大型城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重庆现辖40个区县(自治县、市),近3/4的区县属于农业区县。末全市总人口为3059.6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614.03万人,而重庆主城六个区的非农业人口就有222.79万人,是全国有名的特大城市。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入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开始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补课”,城市建设明确了补历史“欠帐”的任务,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现松动。1978年以来,重庆的非农业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庆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长十分缓慢,19也只达到20.1%,年均增长0.38%,而全国为30.4%,同期年均增长0.6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据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比较发现,重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年重庆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仅为0.53。1998年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6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范围。说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准备阶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发展阶段)。按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来判断,今后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30-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城市化高潮时期的发展速度曾经达到每年分别增长1.6和2.9个百分点。

(二)城镇体系不合理。

重庆现有7个建制市,645个建制镇。其中,特大城市一个,即重庆(城)市;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两个,即万州区和涪陵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6个,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为人口在5万人以下的城镇。第一大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为250万,而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市人口仅为30万,首位度达88。目前还空缺人口规模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见,重庆特大城市孤悬,大中城市发展极为滞后,小城镇发育十分缓慢,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极不平衡。重庆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间、各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重庆城市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发育较完善,特别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密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为28.34%,而东部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属于“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11.60%。另外,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规划、设计、“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重庆城镇空间布局还具有典型的线形分布特点。90%左右的城镇是沿境内江河密集分布,这与重庆的交通网络分布和工业布局直接相关。这种布局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重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造成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目前,等级最高的特大城市重庆主城区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分布的合理格局,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三线”建设以来的新兴工矿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配套、自我发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产业结构趋同,工业领域重复建设普遍。

二、加速重庆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庆的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发挥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从重庆的现状来看,母城所承担的经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无疑是很强的,但母城与第二级城市之间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联度较小,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母城与原万、涪、黔地区虽属同一行政区域,而其间的经济流向、经济联系可能还不如母城与四川省的泸州―内江―自贡―宜宾一带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畅,另一方面还在于我市区域内部城市级差太大,没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从我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强我市区域经济辐射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扩张受到了土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广阔,加上有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来承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而发展小城镇,又将受到小城镇经济总量太小的制约。因此单纯发展特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现实的。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出现,只能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区域极点内,然后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因此,重庆的城市化也应选择重点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发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选择特大、大、中、小分层推进的城市化模式。重点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组成的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缩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但是,按核心――边缘增长理论,母城作为核心区存在,可能会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当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周边地区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为防止这种状态出现,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时,除了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群,使之成为启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20__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主城区功能进一步增强,万州初具大城市雏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中等城市;连接主城区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初步形成。

网络化发展的城市群:主城区中心城市功能已相当完善,完成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大为增强;万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渐趋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展的基础上,以各具特色的产业为依托,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众多极核点。

――,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形成长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镇)群,各城市间由快捷通畅、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区域交通网络连接;城市空间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规模适度,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城市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城乡差别大大缩小。

1.都市圈的范围。都市圈由主城区和主城区的外围组团组成,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所辖区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范围:东起铜锣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钓鱼咀、道角,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除主城区之外,都市圈还包括鱼嘴、长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驿、西彭、两路、蔡家、鱼洞等11个外围组团。外围组团是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重庆的都市圈不仅要带动市域经济发展,更要定位于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核。今后5-要进一步发挥“窗口”和“龙头”作用,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强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点是建成“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建成辐射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与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应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大大增强。

――强化交通通信枢纽地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十五”期间我市要继续强化骨干交通网和信息网的建设,构建起内外通畅、方便快捷、各种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通信体系。重庆是西部唯一集水、陆、空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待渝怀铁路、遂渝铁路建成之后,重庆铁路枢纽将是五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重庆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有条件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和滚装运输中心;到“十五”末,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交通网络已比较完善;随着江北机场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庆的航空运输枢纽功能将日趋健全。通信方面重点则是建设区域信息传输骨架网络,提升重庆通信交换平台的级次,由三级交换平台上升到二级;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交换质量。

――强化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与外部完备的交通、通信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营造商业氛围。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货运流通中心;发展博展业和传媒业,使重庆都市圈成为区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区;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和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业,建成区域性人才培训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务贸易中心;创造条件争取国家支持重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速资金流的集散和循环。

――构建以高技术产业为领航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必须有高素质的产业体系为支撑,否则极可能出现城市发展的“空心化”,最终丧失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资源密集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将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以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力争成为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把万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庆市城镇体系的首位度较高,特大城市城市体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数量也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悬、且位置偏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缺乏必要的枢纽点来传输的现状迫切要求在重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大城市,发挥承东启西的衔接功能。从地理区位上看,万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万州作为原万县市的行政中心,历来是川东地区的物贸基地、交通枢纽,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随移民迁建步伐的加快,该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很大,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强化,达万铁路、梁万高速公路、五桥机场陆续开工并将在“十五”建成。三峡成库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条件改善,万州将建成联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还是从市场腹地来看,万州都具备建成大城市的条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长涪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建成之后,该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日益凸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着眼于指导万州建成重庆市第二大都市,到年,城市规模达到70万人。以重庆-万州-武汉高速公路和长江为纽带,万州要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商贸流通中心、中级人才培训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及三峡旅游服务基地。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在产业构造上,重点发展服务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渐培植起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群,不断提高产业素质。近期要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品牌,重组原有的产业、产品结构。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产业发展上,除了考虑现有基础外,更要着眼于如何同西边的特大城市和东边的大城市相配套,与主城区、万州相呼应,发挥区域内承东启西的功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储运等产业。

(五)建设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万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内,将市域内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规模和跨行政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交通便利的卫星城市培育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荣昌、南川、开县、奉节、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要在20__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规模,开县、南川、奉节、黔江力争到20__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万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东北部和四川广安、南充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轻纺工业。

2.江津: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西南部的物资集散基地、服务于母城的休闲度假基地,重点发展旅游、建材、食品等产业。

3.永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商贸流通业、生物技术产业。

4.长寿: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天然气化工产业。

5.荣昌:定位于辐射川东、渝西的经济中心,要建成成渝经济走廊的重要窗口,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业。

6.南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南及黔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山林产品集散和加工业。

7.开县: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北山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林产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商贸流通业。

8.奉节: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轻工业。

(六)建设一批县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县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县城客观上既是各县的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进一步强化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将其中有条件的城镇发展为10-20万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

(七)加快小城镇发展。

全市共有600余个建制镇,这些小城镇是联系城乡最直接的结合点,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基本的单元。要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加快由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减轻土地承载压力。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适当集中布局,向小城镇靠近,扩大小城镇的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结合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小城镇布局结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1.统一规划。城市规划应用具权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适度的弹性,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留有自由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的动态化。城市发展中,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学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城镇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合理布局。在产业类型选择、产业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卫生、通信、商业网等方面有明确的发展指向。

2.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枢纽、城市水源及能源设施、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绿化美化系统。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可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形成投资、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则只对那些具有社会效益、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设施进行投资与管理。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对有效益的基础设施进行出售、转让、租赁,以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3.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广、影响很大、政策性强,需精心设计、先易后难、有序操作,要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一致,也要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创立及实施相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城镇规模、布局的远景规划相结合,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镇以及据规划符合重点发展条件的小城镇允许农民的迁入或迁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扩展。

4.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城镇市场。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创建商业设施和商业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规模适度的商品批发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商业网络。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在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逐步减少“官办”和“垄断”色彩。努力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消除在中介服务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法律监督。

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并完善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加强对商业欺诈和随意违约行为的道德惩戒。

5.小城镇相对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布局过度散乱所致,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小城镇适度集中的前提,唯此,才可能解决土地浪费、环境污染、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基础设施不经济等问题,进而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发展,要分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企业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区域差别制度和有差别的财税金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调节,优胜劣汰,进行兼并、联合,提高其与城市企业的竞争能力。

大力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乡镇企业也要逐步与国际经济接轨。政府要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直接投资,利用税收、土地费等经济杠杆,制定优惠政策,完善激励机制,支持和促进外向型乡镇企业发展。

6.多元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中长期任务,城市化进程既遵循着共同的一般规律,也有其自身特点和与其实情相适应的具体模式。重庆的市情是人口多、素质低,人均资源少,经济实力弱,地区差异、城乡差距悬殊,市场化程度低,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这就要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注意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特别是耕地和水资源。为此,重庆的城市化发展应多元化推进,大中小城市并举,即完善重庆主城区功能,适当发展大城市;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积极推进小城市、小城镇的大发展。

语言学概论论文

我们在闲暇时候或者在疲劳的时候会聆听美妙的歌曲,也会看些休闲的电影,玩些动感的游戏,我们为那些唯美的画面所折服,为那些动听的音喉所感动,为那些炫幻的游戏所激动,无疑,我们是很幸福的。然而,这些休闲娱乐的背后是语言在支撑着它们。没有词人,哪来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妙画面,也不会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感人场景和声音,更不会有现在美好的一切。

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学习生物时,了解了“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我还很不屑,动物也有语言啊,鸡鸣、狗吠、狼嚎、虎啸、猿啼等等,它们也用语言啊,学习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后,我了解了人类语言是多么的复杂和高深莫测,它和动物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语言有很多机制,“牧笛横吹、夕阳余晖”是羡余机制的体现,“蛋白质(笨蛋、白痴和神经质)”是经济机制的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称机制的体现,语言还有预设机制、隐含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等,而在这里,我班门弄斧来浅谈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

弗雷格是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于1892年提出预设的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劳森从真值条件出发,将预设看作是句子或命题之间的关系。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

而语言机制也就是语言内部的可循的规律,那么预设机制就是语言本身内部可以寻找到的具有“预设”的机制。

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空袋子难以直立。”

同样,语言只有有了依托才能焕发光彩,才能真正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而预设就是支撑语言的基础。

预设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很重要。人在使用自然语言时,有很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否则交际就会比较困难。“吃核桃”、“吃花生”其实是吃核桃仁儿;“吃排骨”、“吃鸡蛋”其实是吃排骨肉、蛋清和蛋黄。人们只是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类绕口令中才分出葡萄皮和葡萄肉这类精确的涵义。

在语言学概论的学习中,我了解了预设即预先设定,是说话人在说一句话时主观认定的他和听话人都接受的背景信息,是假定的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内容或共有的认识;预设在话语中总是附带表达的(在断言范围之外),是潜在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对话语本身进行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影响预设的存在。

预设在语言里随处可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古代,比如在《西厢记》里:[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啊,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夫人话中有一个预设:小姐和张生是兄妹关系。由此而生出另一层意思:既是兄妹关系,那就不能结婚;夫人赖婚的意图非常明显,故而,张生、莺莺、红娘他们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映。

在我看来,“预设”可以看成是语言发生的环境,它预先设置了语言发生的环境,不同的“预设”对于相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对于一个成功人士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赞美。而对一个不求上进失败的人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讽刺。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表达的目的,于是有了讽刺这一修辞,也造就了鲁迅这一个文学大师,但是在现代鲁迅的文章很难读懂,就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的环境不同,我们没法真正全面的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很多特性,它体现了预设的内在特点。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隐蔽性、可撤销性。

1、合适性。

最早对预设的合适性进行研究的是菲尔莫(charlesfillmore)。他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出发,认为语用预设就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2、共知性。

共知性指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对共知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信息,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交际场合的情景和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等。

它在我们的生活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辽大食堂一楼,如果你想买鸡蛋饼,你可以说:“要一份三块五的!",老板就知道你要的是加肠的,但是,如果你在卖米饭的那说同样的话,老板肯定没法给你打饭,因为最低的是四块的。这就是预设机制共知性的体现。

3、单向性。

单向性指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在被听话人理解之前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预设的含义。

例如:

a:你这人真够阿q的!b:阿q?听到a说阿q,b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a所说的阿q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不知道a指的是自己的哪一点,所以才要求a明示。

4、主观性。

主观性指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预设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有些广告也运用了预言该特性而让消费者在潜意识里相信了该产品。例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

脑白金广告的预设是“脑白金是最有价值的,其他礼品都不如脑白金”;或“如果送礼,脑白金最合适,最讨对方的喜欢”。

西安杨森制药厂推出的治疗脚气病的“达克宁”抗真菌药膏,它的预设是“治疗脚气,达克宁疗效最好”。

这两个广告的预设都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特点。

5、隐蔽性。

隐蔽性指说话人没有将预设信息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含在话语之中,这种隐含的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

例如:

a:你说谎的时候会不会紧张?b:不会。不,我从来不说谎!a的问话含有一个预设:b说过谎。而b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答“不会”,其实等于认可了a的预设。

6、可撤销性。

在一定语境下,语用预设可以撤销,这种可撤销性“依赖于说话者的态度和信念”。例如:

a:您儿子好可爱啊!

b:我还没结婚呢!从以上对话的预设触发语“儿子”中我们得知a预设了“b有儿子”,然后这一预设随着交际的进行而被b撤销了,b的话语中蕴含着“这不是我儿子,我还没结婚”这样一个意思。

说来说去,预设就是预先设定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使别人可以知道,也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也可以大家潜意识里都知道。

那么,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它难道只是局限于发现而不能使用它吗?

预设的作用有很多:

1、表达不适合直接表达的言外之意。

2、利用预设诱使对方中圈套。

3、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比如,商家打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打击对手,使自己的产品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好钙,蓝瓶的”,预设:不是蓝瓶的就不是好钙。这就含蓄的表达了该公司的意念,那就是只有他们公司生产的蓝瓶钙才是质量好的钙,这运用了预设的第一个作用。

还比如,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常常会这样问:“你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出的门?”样预设的目的,就是诱使谈话对象进入自己事先设计的“陷阱”,以便控制谈话对象,实现自己谈话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谈话的技巧,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又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在问他问题。

再比如,一位年轻人患病住院,他的好友来探望,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的脸色还是这么难看。”年轻人顿时沮丧起来。在医院这样的场合,本应安慰病人,而不是打击。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我们说话也应分清场合,看清对象,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要真心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要说出伤害病人的话,俗话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之所以说出不合身份、不合场合的话,主要是说话人忽视了话语中的预设。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注意言语中的预设那么就可以使语言准确、得体。因此,利用预设,遵循预设理论,可以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可见语言的预设机制是多么的重要,任何言语行为都有预设,在实际言语行为交际中,如能巧妙利用言语行为的预设,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交际目的,有时,还能产生奇效。

怎样才能把预设运用到生活中去呢?怎样才能更好的与别人沟通呢?只有了解和学会语言的预设机制,才能在生活中得体的表达那些隐晦的话,或者听得通别人的“言外之意”,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幽默的例子: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与共和党人交恶,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有些共和党人是婊子养的。他的言论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人纷纷抗议,要求马克吐温公开道歉。马克吐温便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我道歉,我收回我的话,应改为“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

马克吐温除了运用“逻辑学”中的“判断”技巧外,还运用了“言语行为的预设”,他的“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否定句中早有预设:有些共和党人就是婊子养的。

另外,在现代生活中,广告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和服务。

作为消费者,在接受广告语时也应提高认识,辨别信息的可信度,洞察广告宣传背后的诱导机制,不要盲日从众。认识到语言预设机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时要注意语境和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真正做到合理的沟通、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就减小了,语言所起的真正的作用就达到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阅读理解,现在看来就是和语言的预设机制有关,该文章内容如下:

有个人过生日,邀请四个好友到家中吃饭。

三个准时到达了,只有一人迟迟未来。主人有些着急,不禁脱口而出:“急死人了,该来的怎么还没来呢?”其中一人听后,很不高兴的对主人说:“我先告辞了,再见。”说完就走了。

一个人未到,另一个人又走了,主人急得又冒出一句:“真是的,不该走的却走了。”剩下的两人中的一个也生气地说:“那好,我也走了。”说完掉头就走。

又一个人走了,主人更加着急起来。最后剩下的这位就劝主人:“朋友都被你气走了,以后说话要好好想想。”主人很无奈地说:“他们全都误会我了,我说的根本不是他们。”这位朋友听后再也坐不住了,最后也铁青着脸走了。

这不仅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在说话时要注意自己的语境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预设”,因而会引起误会,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那些说话爱得罪人的朋友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而为,而是由于不注意语言的前提预设导致人际关系淡薄,所以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非常重要。

在这里浅谈了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希望老师多多指教!感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教导!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统计学2班。

学号:110704222。

姓名:董朋朋。

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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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

目前,社会正在慢慢城市化,城市化对物业管理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看这篇论文吧。

一、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

(一)“建管不分”情况仍大量存在。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前期物业管理中,开发商包揽建成后的物业管理业务即所谓的“谁开发、谁管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观存在,业主将对开发商的不满直接转移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从而引发了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所做的行业调查显示,开发单位利用“建管不分”掩盖前期遗留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2.50%,认为利用“建管不分”转嫁新建项目矛盾的占41.96%,认为利用“建管不分”压低物业项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项目房屋质量问题突出的占51.85%。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明当前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业服务企业缺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10月,《物业管理条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相应修改,其中一项就是将“物业管理企业”调整为“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强调物业服务企业应以服务为本位,管理只是服务的手段。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仍然有许多物业服务企业没能及时更新观念,始终把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无法达到业主的期望,引发业主的不满,最终以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弃管收场。而伴随着弃管小区长期缺少专人的管理和维护,陆续出现屋顶渗漏、上下水及供热管道腐蚀、相关线路破损、环境卫生杂乱无章、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业主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工作难。

对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来说,物业服务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而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很少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不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捆绑收费情况非常普遍。业主提出异议并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经常遭遇物业服务企业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威胁。当然,物业费收缴困难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数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对物业服务企业稍有不满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拖延交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而业主一旦拒绝或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维持日常运行,引发业主更大的不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物业管理吸纳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及部队复转军人等,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是由于物业管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大量就业人员的特点,导致了物业管理行业就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员工在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往往处理问题不及时、采取的方法不得当,甚至态度恶劣,从而引发新的物业管理纠纷。另外,由于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待遇低,缺少应有的尊重,导致物业服务企业的员工队伍缺少稳定性,出现了人才难寻难留的“两难”局面,不利于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而专业的服务。

(五)社会各界缺少对物业管理行业应有的关注。

物业管理行业对于维护社区安定,解决大量人员就业,实现房屋的保值和增值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物业管理行业却未获得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地位。我国各城市住宅小区都普遍存在着业主私搭乱建、任意拆改承重墙、擅自接改管线等违规装修行为,物业服务企业本身没有行政处罚权,在履行了告知、制止的义务后业主仍违规施工的,只能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而显然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必要的高效监管,也没有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应有的支持,一方面仍有大量业主违规装修,严重影响了住宅小区的整体性和房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相邻业主面对投诉其他业主违规装修的情况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也认为是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不力所致,加深了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误解;同时,《物业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保修期内房屋及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出现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但由于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往往将诸如屋顶渗漏、墙皮脱落、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开发商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并将责任归咎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只要物业服务企业不及时提供维修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使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增大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难度;另外,各新闻媒体对于物业管理行业的正面报道很少,普遍认为业主是弱势群体,一旦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出现纠纷,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将各种纠纷产生的原因直指物业服务企业,给整个物业管理行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物业服务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物业管理行业正在成长中,需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固然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各界也应该充分肯定物业服务企业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环境当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物业管理行业应由的关注和扶持,为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一)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

要从源头上避免开发商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转嫁给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彻底改变“建管不分”的局面,真正实现“建管分离”。物业管理中引入招投标是物业管理市场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开发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明确双方之间责任的划分,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得项目,通过竞争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进而逐步实现全行业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市场化的合理价格体系,减少物业管理纠纷的出现。

城市化论文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需要完全一致、完全成正比,城市化与工业化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不应该死板、单一的要求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应该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提出适合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方案与建议,这样才会达到较好的效果。

2.1认清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成功的城市化发展模型,这是协调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有其独特的特点,并且我国因为特殊的国情,城市化进程也表现出了特殊的一面,所以盲目照搬西方现成的城市化发展模型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要协调好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必须认清我国现今特定的历史环境,做出适合我国发展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政策。

2.2坚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工业化促进经济的发展,使劳动者积累财富,提高了劳动者的购买力,大量农民劳动者脱离农民身份,转为城市人口,这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购买力的提升会扩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这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关系,如能正确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坚持科学发展观点正确方针,不可只求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与工业规模,要遵循城市化的客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城市周边的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城市的发展,但是不能急于扩大城市规模而无规划、盲目的扩张城市规模,这不仅会导致城市发展规划不合理,也会导致耕用土地的浪费。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不可以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片面发展工业规模,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在发展城市和壮大工业的时候,要正确制定方针政策,不可片面要求规模,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城市和工业。

2.4正确发展第三产业,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注入新活力。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能源与资源有较小的要求,同时又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对城市化与工业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合理发展第三产业可以调节工业壮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2.5调整相关城乡隔离政策,加快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户籍制度等相关城乡隔离制度的存在,使大量的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农民无法成为城市人口,也增加了在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的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又延缓了工业化的发展,适当调整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不仅可以加快城市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工业的壮大。综上,处在城市化高速稳定发展阶段的中国,必然会面临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但是如能正确借鉴以往成功经验,顺应城市化的客观发展规律,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综合发展第二产业并且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使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定会走得更加顺畅、和谐、可持续。

城市化论文

1.1房地产与房地产业广义的房地产包括土地上建立的永久性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甚至一些自然资源如矿藏资源、水资源等也被包括在内。此外,广义的房地产业也涵盖了与房地产相关的各种权益和所衍生出的相应权利。狭义的房地产,包括了房产与地产,是作为财产的建筑物以及所占用范围内土地的总称,也可以是房屋与土地在经济方面的商品体现。房地产业,顾名思义是一直与房屋土地的产权相关的行业,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我国的房地产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了涵盖房地产的开发、经营、管理、劳务、中介等各种功能的重要行业,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融资、买卖、租赁服务也十分活跃,众多的房地产装饰、物业公司也促进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房地产业涉及行业广泛,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我国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人们对房地产需求的不断增加,也为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房地产业的良好发展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平衡和优化,带动第三产业乃至整体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总体状况,也反作用于房地产业,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规模。

1.2城市化城市化即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步由集中在农村变为集中在城市,即出现了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大量的新增人口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区域进一步扩大,同时出现了更多新兴城市。在城市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增大,大量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到城市中,从事新的非农业工作,经济职能发生改变。在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这些新增城市人口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都会随之改变,用新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城市化的转变。

2、城市化和房地产作用机制分析。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城市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对于住房的客观要求,必然导致房屋价格的增加,住房的增加将导致土地供应的紧张,土地价格经过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变化为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将反作用于土地需求,在不断的拉锯中形成城市土地与房地产开发之间的平衡,有效构成城市化与房地产之间的联动机制。房地产行业跟别的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极大的拉动内需,对很多产业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完善在改变人们居住的条件、促进和完善城市的功能方面都发挥很大作用。就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看,房地产产业的强劲的带动作用,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俨然成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极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房地产产业是一个基础行业,跟设计行业、钢材行业、建筑行业、制造业、建材等诸多行业联系十分紧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整体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再有就是房地产行业也是具有较强可投资的行业,在招商引资方面很具优势,这也很好的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房地产的高聚成性能够很好的反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房地产行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极大改变了城市的风貌、很好的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

3、结束语。

终上所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完善在改变人们居住的条件、促进和完善城市的功能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反过来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们是相互发展、相互制约、共同促进的关系。

城市化论文

今年以来,x区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园区化带动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加快一个融合,两个对接,实施三大战略步骤,四大战略措施,建设新型工业化河滨市区的发展思路,加大了城市管理力度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载体功能不断增强,城市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一、加大城市管理力度,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x。

xxxx年,我们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为总抓手,加大了城市管理力度。一是为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成立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城管综合执法大队更名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并壮大了执法队伍,添配了执法装备,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水x得到加强。为规范执法行为,又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逐街逐路,定员定岗定责,严格奖惩兑现,使执法队员的责任心加强,严重影响城市市容市貌的城市顽疾得到规范和遏制,城市秩序明显好转。二是按照“建养分离,事权分离”的原则,对园林处、环卫处进行了作业方式改革,将环卫道路保洁、园林养护管理任务推向市场,实行公开招投标,推动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向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产业化运做的模式转变。环卫处对x以来老城区以外新增城市道路共计50万x方米的道路保洁进行了分段招标。园林处对老城区和产业区起步区段x万x方米的绿化管理进行了公开招标。通过市场化运作,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效率,激发了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感,提高了道路保洁质量和园林养护管理水x。

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增强城市的载体功能。

(一)是城市道路建设工程。(1)x路翻新工程。由x设计院设计,全长2300米,宽9米,共拆除原涵洞2300米,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目前,暗渠翻新工程已完工。路面造面工程春节后马上进行。(2)x路整体改造工程。由x城建设计院根据清华大学对x路及xx路两侧整体改造的总体规划进行设计。道路工程全长x米,主路宽x米,双向八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5.5米,全用花岗岩铺设,两侧路灯采用国内先进的灯光设施,所有管线全部入地,工程总投资x万元。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

(二)是园林绿化工程。(1)x广场及x绿化带工程。x广场及南北延伸绿化带总面积x万x方米,总投资x万元,由x园林设计院设计。目前,已完成广场绿化和绿化带建设,广场硬化、铺装及广场、绿地内的景观、管理房基本完工。主体雕塑、草坪灯、喷泉正在抓紧设计、施工。(2)南、北工业区绿化工程。x区绿化是今年绿化工程的重点。对x区的x路进行了高标准绿化,栽植各类乔灌木x万株,绿化面积达x万x方米,完成投资x万元。同时,对起步区出现的残树断垄,缺土少苗部分,进行回填、补植常绿树、撒播草种,进一步巩固了绿化效果。

(三)是基础设施配套工程。(1)热电厂及供热工程。热电厂由x投资建设,总投资x元人民币,年发电x度,提供x万x方米的供暖热源。目前,已完成土建投资x万元,其中主厂房投资x万元。化水车间、加压泵站、水塔、烟囱、破碎车间和干煤棚主体工程已完工。供热工程由x设计院设计,工程项目设计供热能力为x万x方米,总投资x万元,需敷设主管道x公里,建设x个分配站。目前,主管线已全部敷设完毕,占地x亩的首站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二级管线改造基本结束;x分配站,已完成x个,各分配站锅炉房已经确定,居民室内设施改造正在进行之中。(2)天然气管网工程。天然气工程是市政府的重点工程,由市政府统一投资,x区负责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并协调地上附着物补偿及拆迁工作。我区段工程总投资x万元,需敷设主管道x公里,需挖掘回填土石方x万立方米,现已基本完成。

(四)是工业、生活污水管网敷设工程。(1)x工业区一期污水管网和两次穿越x工程。将南区的污水经自来水厂和东关两次穿河底送到工商分局门前,沿x河绿化带直穿x小山和x高速至x总排污管网,目前,工程已完工。(2)x发展区排污工程。该工程自x向北至x厂北侧,向东穿高压走廊绿化带,再过x路,接入x区总排污管,该工程已完工。(3)x河城区段河床污水截流工程。该工程从x河到x街东端敷设一条长x米,直径为500d800cm的水泥管,将5处长期向内夹河排放生活污水的排污口全部接入主管道送到总排污管网,彻底结束老城区雨污混流、污水排放至x河的历史。该工程已经施工完毕。(4)全长3500米的南区污水二期工程。该工程经x区沿x路到x河东岸沿河向北至x以北段,已开工建设。

三、加快旧城改造及房地产开发建设步伐,切实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在给广大居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及便利的出行条件的同时,为彻底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x年,我区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x村整体改造工程。我们在x年将芝阳村整体拆迁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改造。重点建设了x万x方米的回迁房,用于安置x村回迁户x和连城路改造涉及的回迁户x户。目前,x万x方米回迁房已基本完工。二是吸引外资,进行房地产开发,高标准建设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x年,我区主要是进行了x小区等开发建设,总开发面积x万x方米,总投资x万元。通过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建设,城市住宅档次都有了较大提高,城市居民住宅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四、积极加强小城镇建设。

为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使之尽快完善功能,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我们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探索小城镇发展的多种模式,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搞好小城镇建设。一是采取以点带面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心镇典型带动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中心镇“四个一”活动,主要抓好道路、绿化、供排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全区四个镇两个办事处共投资x万元,硬化路面x万x方米;投资x元改造自来水,以改善农村农民用水问题;投资534万元,建设桥梁6座;投资510万元,绿化面积42.78万x方米。二是加大园区建设。推动小城镇上规模、上档次。今年8个工业园区共落实项目65个,投资8.33亿元,建成区面积24.75万x方米。三是严肃规划纲性,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实行没有规划不审批项目的制度。根据我区发展现代化生态河滨城市的战略思想,对x办事处镇驻地的规划进行了全面调整,按照全区总体规划思路重新进行了规划,并对部分镇、办事处的规划进行了修订完善。

总之,经过全区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区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化水x得到提高。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省市的要求,跟兄弟县市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再接再厉,把我区的城市化工作搞好。

二00五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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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162cm学历:本科专业:旅游管理政治面貌:团员。

毕业院校:吉林农业大学曾担任职务:学习部副部长。

电话:

求职意向:酒店。

专业课程。

旅游学概论、现代旅游饭店管理、饭店英语、前厅部运行与管理、餐饮管理、康。

乐服务与管理、客房部运行与管理、西餐概论、旅游社交礼仪。

在校奖励及证书。

国家英语四级证国家机动车驾驶执照普通话等级证(二级甲等)国家导游证。

获得学习部副部长聘书06年被评为入党积极份子被评为校优秀团干部。

校园工作经历。

大一担任学校学生会干事:学会负责团体合作、按时高效率完成自我工作。

大二担任学习部副部长:组织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如马超龙雀地理知识竞赛。

大一到大三利用课余时间在各种私营小餐馆打工,如蜀香楼,集安菜馆,校园美。

食城,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增加了生活经历!

社会工作经历(相关工作经验1年)。

8月在长春清华宾馆从事餐饮部服务员。

8月—1月在吉林长春风光旅行社实习导游。

2007年大三学年自主经营406当铺(主营旧衣物)。

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

四中全会。

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毛概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1]周中之,石书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石刚,李丽娜.核心价值面面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余源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6).

[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论文

摘要:对于《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教学情况的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只是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课堂比较枯燥,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的。巧妙地运用课堂情景化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学生的思维特征以灵活的安排课堂内容,能增强《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关键词:情景毛概互动素质。

1前言。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课程的必修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学生的思想,将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纲领以及经验教育相互联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国情,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对科学理论的认识深切的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目标不断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降低。现在,怎么样提高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成为了目前各大高校的重要问题,要让学生逐渐的接受这门课,从而对其产生兴趣,才能够让学生获得宝贵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打下坚实的基础。深入开展情景化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对《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的学习兴趣的重要举措。

2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2.1教材较枯燥,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门教材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全面把握这门课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不仅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还要全面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近年来党所取得的创新理论,这样丰富的课程内容,从古到今,从理论到现实,从政治文化到经济发展,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在这一课程有所涉及。一般而言,具有自己专业特长的教师都很难全面且深入的掌握这门课的全部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难度,对书本的内容很容易产生枯燥感,很难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进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了解到的社会问题都很难与课本理论知识相吻合,例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及就业问题等等,这些与教材上所讲述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开始学习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学生就对这门课程的理论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电视、报纸或网络上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这样不断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学习这门课产生了厌烦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2.2学生缺乏对政治的认识与兴趣。

一方面,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学生在对待学习上过于急功近利,对于那些专业课或是对自身未来事业前途有用处的课程,他们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学习,而认为对自己没有用的课程就不去学。在很多学生的意识里,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是有很大差距的,专业课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事业的基础,对他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学习的科目;相对而言,《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政治课只是一门政治的说教课,学生对其学习缺乏动力,因为很多知识都是显而易见或是重复的,对其提不起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都对这门课程内容存在认识偏差及情感障碍,他们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政治方针等都是当官者的义务与责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基本的认识。

2.3教师对学生的不负责。

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课堂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很多学生都一致认为对于他们学习兴趣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教师,对教师的喜爱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上,确实是有些老师的上课方式比较能够吸引学习的注意力,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枯燥。每个教师的上课方式是不相同的,从而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相同的。有的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整体结构缺乏专业的认识,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很难抓住教材的内在逻辑以及精神实质,讲课内容不连贯,使得学生对知识更加模糊,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领会,这也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些政治老师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因此对这门课程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只一味的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心情去教学,面面俱到,没有重点,不能很好的联系实际,只管自己在讲台上讲解,却不管学生是否理解,甚至有的老师还会传达一些错误的观念给学生,造成学生的理解出现错误,这都是教师对学生不负责任的结果。

3实施课堂情景化教学的重要性。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最核心的课程,综合着历史、哲学、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对这门课有着很大的偏见,觉得其实用性弱,跟就业没有关系,因此缺乏学习兴趣,大多数都只是持着考试合格的心态在学习而已。为此,教育部与中宣部对各大高校提出了要求,全面改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将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教师应该怎么讲好这门课,为学生构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是大多数教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的实施课堂情境化教学,不仅将这门枯燥的课程理论知识变得容易让学生接受,同时增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保证。

4实施情景化教学的具体措施。

4.1将图、文、音三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创新水平,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对其发展有着很大的空间,不仅可以将纵贯古今与横跨中外的知识相联系,还可以将动态的大量知识运用超文本技术进行联系,不断刺激学生的视野。例如讲授某一历史事件,教师在上课之前可以将相关的资料做成课件,从而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总结,从而亲身体验与领悟这些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但符合大学生独立学习的个性,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表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培养他们的政治识别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此外,现代教育技术还改变了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不仅仅局限在知识线性输出,还发展了开放性空间输出模式,教师可以根据设计情景与悬念,让学生有所意外收获,同时在获得知识的时候,陶冶自身的情操,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4.3鼓励学生利用情景参与学习活动。

这门课的另一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对政治理论的感知与记忆意识,培养其发散性思维。有关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从听觉能够记忆20%,从视觉能够记忆30%,而从视听二者结合能够记忆75%。现代化教学技术注重对感官的激发,在课堂上多多开展学习活动,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训练学生的思维,情景化教学对于增加学生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多媒体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情景化教学,让学生亲身体会知识的魅力,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学习活动的最大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记忆能力,文字、图片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散学生的意识,激发他们的逻辑能力。

5结语。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教学的方式方法也会得到不断提高,但是这门课始终坚持的理念就是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奉献自己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探索和总结中,提升这门课的实效性。教师应该热爱学生,为学生的学习而负责任,热爱教育事业,根据教学规律来开展课程活动,努力增强教学气氛,提高课堂的氛围,使《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这门课具有最大的特性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这种理论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性,对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在以后的发展中,努力发展这门课的情景化教学,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方式,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陈燕琼.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若干关系――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6).

[2]曲澎.高校“概论”课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6).

[3]楚凤梅.构建和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4).

[4]赵建建,黄冰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探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毛概论文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城市概论心得体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概论作为一门集多种学科知识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深刻地体悟到城市是一个生命体系,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影响。在此我将从课程学习体验、热点问题探讨、实证研究等方面,谈谈个人对于“城市概论”的心得体会。

一、课程学习体验。

在城市概论的学习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感受到了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学习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了城市的历史背景、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我也更加了解到城市化进程对于政府、市民和城市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这对于我在以后的专业和生活中都会产生很大的帮助。

二、热点问题探讨。

在城市概论的学习中,涉及到了很多热点问题,如城市扩张与农村占地问题、城市交通拥堵、垃圾处理等。就我而言,最深刻印象的是“城市绿化”这个问题。课上,老师介绍了各种种植方式和绿化指数,并详细分析了城市植被的重要作用。同时,老师引用了世界级的城市绿化规划案例,给我启示:城市绿化事业不单是一种环境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和品质内涵的体现。因此,建设绿色、健康的城市是每个市民的责任和义务。

三、实证研究。

城市概论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实践性。在本学期的课程教学中,我渐渐体会到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实证研究是通过实际观察、数据收集、分析与研判,归纳出客观规律和趋势,促使我们更加深入认识了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可以通过空间分析、比较分析、城市实地考察等方式,以实际行动来认识城市,探索城市发展的方向,为城市科学、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际管理参考。

四、城市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学习城市概论,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城市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现代城市是一个文化交融的空间,其中涵盖的文化元素和文化遗产是多种多样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一样莫名地被改造和塑造了,我们应该适时发现城市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推进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深入发展,传承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城市的品位和文化自信。

五、未来城市的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要促进环境可持续性、鼓励文化创新、提高城市品质等。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未来的城市一定会更加智能化、人性化。未来城市的繁荣离不开市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而不懈努力。

总之,城市概论这门课程让我在认识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体悟到了很多。在未来的专业和生活中,我将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索,以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时代城市而努力!

毛概论文毛概论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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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毛概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城市概论心得体会

自古以来,城市就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代表。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命体,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条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学习“城市概论”这门课程中,我的认识和对城市的理解也随之进一步加深。

第二段:城市的发展历程。

在学习“城市概论”课程中,我们了解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从最初的农业城市到工业城市,再到现代城市,城市的进化与人类历史紧密相连。通过对城市发展历程的学习,我意识到城市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感。

第三段:城市的空间结构。

学习“城市概论”还让我深刻认识到城市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城市形态的重要因素。城市的空间结构是城市内分布的空间系统的总体,包括城市的内部空间分布、交通网络、景观环境和公共设施。合理的空间结构可以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撑。

第四段:城市的社会影响。

城市作为文明的代表和社会变革推动者,其社会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政治意义、文化影响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城市不仅造就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精神的进步。

第五段:未来的城市。

城市作为人类历史和发展的结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未来的城市中,我们将更加关注自然生态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同时,城市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重要发展方向,促进城市的更高效、更智慧运营。在未来城市的发展中,我们需要不断推动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从而使城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结尾:

“城市概论”这门课程让我了解到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命体,同时也让我逐步认识到城市的多种方面和影响。通过对城市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城市的潜力和生态优势,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更好的方向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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